我的老家在蘇北一個叫“東灣子”的村莊，地處偏遠，常被人說成是“龜不生蛋的中央”。
窮，是那個年代的縮影。在窮得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年代，能喝上“墨水”是了不得的大事。父親是家中老大，誠實巴交的爺爺居然送他去私塾。父親肚子里的“墨水”，是志學之年打的底子。
父親在私塾讀書，他的同桌后來便成了我的母親。后來聽母親講，父親當年因背書寫字沒少挨先生的戒尺。如今看來，父親寫得一手好字，多虧了嚴苛的塾師。
我上學之后，每到過年前，父親總會為莊上人家寫春聯，一寫就是好幾天，惹得一個人忙里忙外的母親不悅，埋怨說忙年倒為他人忙了。對父親來說，寫春聯是非常考究的。即使是寫傳統的詩詞歌賦對聯，每副對聯的內容也不盡相同：有與時政照應的，有跟鄉村消費契合的，有為求字者私人訂制的……小小的一副對聯里，寫出的不只是喜慶，更有父親對復雜時局的審慎，對人情冷暖的關心，對古老文字的敬畏。
父親給人家寫春聯時，正趕上我放寒假，于是就經常去幫他掭筆添墨、牽紙裁紙，學會了用手裁紙的功夫，算是當了許多年的小書童。有時牽紙慢了、牽得不正，他就會訓我幾句；書寫時若有旁人說笑，他會咳嗽兩聲，暗示他人嚴肅點兒；偶然寫錯、寫漏了字，他會自責一番，再來一遍；為安妥一字，他久久沉思不語，這時誰都不敢出聲，待他捉筆落紙、一揮而就，圍觀者才敢高聲喝彩。
古人講心正則筆正。父親的終身正應了“如其學、如其才、如其志，總之曰如其人”。“文革”中，父親為本人寫下幾大捆辯詞，重復申辯和廓清的是本人并非“三青團”成員，也從未“瞞產”。他恨不得把僅剩的一把米、一碗粥都送給窮苦人家。在當村支書的父親眼里，廣闊消費隊員的冷暖就是他的命。但莫須有的“罪名”接二連三地落到父親頭上，抄家，批斗，戴“大高帽”游斗的情形讓我至今記憶猶新。父親是個性急的人，受不了一點冤枉。在那段不堪的日子里，他在無助、焦灼、痛苦中完成了這些文字，字字洇著淚、和著血。用淋漓墨水與黑色光陰抗爭的日日夜夜，只要他本人曉得是怎樣挨過的。運動完畢后，父親平反，他眼眶潮濕地說，置信共產黨，享到福了。
父親這終身，有黨恩守心、有風雨沉浮、有人世情暖、有幸福暮年。父親終身執筆，但還沒有寫夠，由于他老人家的筆太直太硬、太真太切，太有生命張力，正如他肚子里的墨水，從未干涸。
父親年輕時沒時間特地練字，八十歲后才開端每天抄《古文觀止》。終于回到他童年握筆的追夢光陰，他想寫就寫，自由自在，筆筆中鋒，潔凈利落。
父親對我書寫的忠告，只要四個字：鐵畫銀鉤。當真是“書貴瘦硬方通神”，這與他終身的行事作風一樣。如今想來，我的筆墨意志，也是從小在父親跟前所受的潛移默化，給生活抹上了一層墨水的五色氣候。
送別父親時，我取了一支他老人家生前用過的毛筆，帶回放在案頭筆擱上。今晚筆影飄逸、墨香幽然，取筆、捻管，覺得它還帶著溫度。父親，兒想你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