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很早以前看過一部電影，叫《死亡詩社》，主演是羅賓·威廉姆斯，他演一位名叫基廷的英文教師，來到一所私立男校教書。學校里的氛圍很激進，男孩子們的功課不輕松，要學化學、拉丁文、幾何……學生們在基廷教師的影響下，喜歡上了詩歌，組織起“死亡詩社”，匯集在校外的一個洞穴里讀拜倫和惠特曼的作品。有一個學生，讀詩之后變得更積極主動，追到了本人喜歡的姑娘；有一個學生叫尼爾，原本是父母的乖孩子，要上醫學院的，被基廷教師“迷惑”之后，想去演戲，這讓他爸爸怒發沖冠，父子二人矛盾激起，尼爾最終自殺。尼爾的爸爸以為，兒子誤入歧途，學校負有義務，基廷教師被迫辭職，分開這所男校。這就是《死亡詩社》的故事，基廷教師想讓孩子們領略到世界的豐饒，讓他們有本人的考慮，有生命的激情，但也確實間接地害了一個孩子。
《死亡詩社》講的是1959年的故事。我們再來看1968年的一個故事，這是真實的閱歷，不是小說，也不是電影。
1968年，有一個小伙子叫邁克爾·坎寧安，15歲，在洛杉磯一所中學讀書。課間休息的時分，他會跑到校園的一個角落去抽煙，有個女孩也老在那兒抽煙。那個女孩很漂亮，很酷。坎寧安就跟那個女孩兒搭訕，問她，嘿，你喜歡鮑勃·迪倫嗎？那是1968年，每個年輕人都特別有激情，都是潛在的詩人，大家都喜歡鮑勃·迪倫。男孩子接著說，你覺得萊納德·科恩怎樣樣？科恩是不是比鮑勃·迪倫還棒啊？女孩抽完煙問，那你看過T。S。艾略特嗎？看過弗吉尼亞·伍爾芙嗎？女孩說得很慢，聲音也抬高了些。她說的是這兩位作家的全名，詩人T。S。艾略特，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·伍爾芙。男孩子誠實供認，我沒看過。
第二天，邁克爾·坎寧安就去了學校圖書館，書架上沒有艾略特，只要一本伍爾芙的《達洛維夫人》，他就把《達洛維夫人》借回家看。他看不懂伍爾芙在寫什么，但他能觀賞那些句子，在坎寧安的回想文章中，他是這么說的：“我歷來沒有讀過或者寫過這么復雜、這么有力、這么、這么漂亮的句子。她的遣詞造句就像是吉米·亨德里克斯撥弄吉他一樣嫻熟。只要天才才干做到，在率性而為和控制全局之間，在毫無眉目和穩定的方式之間，一次又一次尋覓的均衡點。”坎寧安說，言語是活著的媒體，那些句子是有伸縮性的，能給人快樂，而且變化無量。
坎寧安后來成了一位作家，寫了幾部小說，《達洛維夫人》這本書一直在他腦子里轉悠。他寫的一部名為《時時辰刻》的小說，還被改編成了電影，并由他自己擔任編劇。你可能看過這部電影，三大女明星主演——妮可·基德曼、朱麗安·摩爾、梅麗爾·斯特里普分別出演三個時期的女性。
約100年前，弗吉尼亞·伍爾芙在英國小鎮上寫《達洛維夫人》；過了50年，有個15歲的學生，在洛杉磯本人的家里看《達洛維夫人》。這個學生后來也成了一位作家，寫了一個劇本，把《達洛維夫人》變成了電影里的敘說脈絡。
有一種說法，說古往今來的作家，都圍坐在一張大圓桌前，你不曉得誰和誰談得來，誰又在影響誰，他們不是依照文學史的傳承來寫作，他們有本人的閱讀脈絡和喜歡的前輩。我們讀文學作品也是這樣，不曉得會遇到哪本書，就忽然產生相見恨晚的覺得，發現原來本人的那點兒當心思，竟被很久以前的某一位作家寫過。他穿越時空，講述他的故事，你捧著書，覺察歷來沒有一個人這樣貼近你的心，這樣溫順熨帖地跟你說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