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謂通釋語義的專著，是對隨文釋義的注疏說的。兩者都是釋義的書，但所釋的義和釋義的方法卻都有些不同。后者所釋的義被局限在某種語言環(huán)境中，即只是某一詞語在某一書或某一句中的意義，它和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的含義一定相同。就釋義的方法來說，注疏的釋義是隨文而釋，不必考慮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所含的各種不同的意義。
因此，把清代末年作為古籍的下限要比1840年作為下限來得合適。當(dāng)然，這個下限仍舊是粗線條的。即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(nèi)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，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，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。采用新體裁對古籍所作的研究或注釋，才不叫古籍，而算作對古籍的整理研究。 中國的古籍在數(shù)量上以用漢文撰寫的為多。此外，還有用滿、蒙、藏、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，也是中國的古籍。只是因為整理這些用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籍需要另外一套專門學(xué)問，在方法上也和整理漢文的不盡相同，因此通常所謂整理古籍只限于漢文的古籍。
先解釋“古籍”的“籍”。“籍”在這里就是書，“古籍”是古書的雅稱。什么樣的東西才算書，殷商時龜腹甲、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辭，并未構(gòu)成書。商周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即所謂“金文”是王公貴族們對鑄器緣起的記述，盡管有時為了夸耀自己的功勛，文字很長，但其性質(zhì)仍和后世紀功頌德的碑刻相近似，也不能算書。
“古”是相對于“今”而來的，未采用現(xiàn)代印刷技術(shù)印制的書籍，皆可稱之為古籍。 [2] 當(dāng)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，借以記錄知識、傳播思想，圖書才開始出現(xiàn)。在《中國古籍編撰史》中提出圖書必須具備以下六個構(gòu)件： 知識信息； 著作方式； 文字； 物質(zhì)載體； 文字制作技術(shù)； 裝訂形式。
